第279章 平倭(卌四)巨变
作者:云无风   大明元辅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黑田如水的话说完,加藤清正却表示何必搞得如此麻烦,他还是坚持直接向黄石山城发起进攻。

    黑田如水深知加藤清正脾性,也知道他在丰臣秀吉面前的地位颇不一般,因此耐着性子解释道:“加藤,明军才是我们的大敌, 在与明军决战之前应当尽量减少无意义的伤亡,这黄石山城并不值得我们付出太大的代价,不过三日而已,有什么不能等的?

    另外,我希望我们不要与左路争功,左右两路应合力进入忠清道, 然后兵发汉阳。正因如此,我们这样布置也可以等等宇喜多秀家,双方好在全州会合。诸位如果没有异议,秀元殿下就请部署吧。”

    毛利秀元是毛利元就之孙,穗井田元清的长子,曾经一度成为堂兄毛利辉元的养子,不过在毛利辉元长子毛利秀就出生后自立,现在已经恢复辉元堂弟身份。此次他之所以接替毛利辉元成为毛利家出兵的统帅,原因是辉元病了。顺便提一句,小早川隆景前不久也已病死。

    正因为他不是毛利家的继承人,虽然因为毛利家出兵众多而成为一路总大将,但无论地位还是威望都不能和堂兄辉元相比,故在黑田如水面前是端不起什么架子来的,于是也就有了黑田如水如此直言“秀元殿下就请部署”这种近乎命令的说词。

    毛利秀元果然不敢反对,当然他本身也同意黑田如水的意见,因此立刻下令加藤清正围南城,锅岛直茂围西城,黑田长政围东城, 另遣别动队于北埋伏待命。

    八月十四至十五两日,日军三面合围, 将竹盾捆锁成栅,稳步向黄石山城迫近。日军面对朝鲜军弓箭只防不攻,并每日于阵中杀戮百姓,两日间金海府使白士霖屡次登城观察,虽对日军行径心有余悸,也对日军的部署略感诧异。

    赵宗道纳闷道:“此股倭寇兵力雄厚,为何要如此拖拖拉拉,直接向我们发起进攻才是常理呀,他们究竟有何企图?”

    白士霖也一直困惑于此,但忽然间却有所醒悟,对赵宗道答道:“近来有消息说明军自海上来援,我本以为这不过是流言而已,但如今看来却可能是真有其事,恐怕倭寇已分出一部前去阻击明军。

    明军素来强悍,想必倭寇也因此甚是顾忌,故在城外困而不攻,不敢轻举妄动。若果真如此,黄石山城可保无忧,我们也有机会杀敌立功了!来人,传令全城,明军来援,解围可期,但大伙不可懈怠,要随时待命应变。”赵宗道领命而去。

    日军两日来每日杀戮朝鲜百姓,安阴县监郭雄因此义愤填膺,屡次请令出城杀敌,赵宗道苦苦相拦:“郭县监万万不可意气用事,凭我们手头的力量,此时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,真要这么做的话,黄石山城必会被倭寇轻易攻占!

    我们的弓箭也射不到那么远,这几日来对前阵的倭寇也造成了一些伤亡,百姓被屠杀我也很心痛,但绝不能因小失大。明军正来救援,府使也有交待,需待明军抵达之后再合力击败敌寇,到那时再报仇也不迟,请郭县监务必耐心等待。”

    郭雄却心急如焚,急不可耐:“这倭寇心狠手辣,全无怜悯之心,不思向我们进攻,却只在阵中屠杀百姓为乐,这是意图威慑我们!城中不少军民已因此深受煎熬……话说这明军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达?消息传出来也有两日了,他们怎么这么慢?”

    赵宗道见郭雄情绪激动,连连安抚,好话说尽,过来好半晌之后郭雄才得以强行镇静下来。

    而在日军阵中,毛利秀元则正向黑田如水问道:“如今已过两日,我想黄石山城中应该已经有所畏惧,正如您所设想,朝鲜人对明军的依赖极强,当得知明军大败之时,不知将会何地失落!嗯,明军衣物是否已经准备好?”

    黑田如水轻轻颔首,道:“明军的鸳鸯战袍我们早已有所准备,但毕竟不多,这几日已经严令赶制,明日就可以让朝鲜人欣赏明军战败,被我们全部斩首的盛况,此举定能将他们的士气彻底击碎,而我们则趁夜猛攻,黄石山城必将土崩瓦解。”

    八月十六,依黑田如水之令,日军将所抓获千余朝鲜百姓一半较为精壮魁梧者装扮为明军,当众全数斩首,又将朝鲜百姓的头颅于阵中高挂示众。

    白士霖见“明军大败”,被斩首五六百之多,果然心下大骇,惧意横生,坚守之心完全动摇。不止是他,明军战败的消息迅速传遍黄石山城内,全城上下人心动荡,军心也随之大乱。

    当夜,黑田如水令全军趁夜发起总攻,白士霖领所部不战而逃,从北门狂奔而出,夺路而逃。

    黄石山城东门也被日军轻易攻入,郭氏父子所防守的南门及西门腹背受敌,城门很快陷落,日军涌入城中,郭雄及其子郭履常、郭履厚还有赵宗道等全部战死,城中剩余守兵皆被屠杀。

    而白士霖一行也没捞到好下场,冲出北门后也被日军别动队伏击,一场一边倒的战斗之后,朝鲜军大败溃散,日军向北追过山谷,白士霖所部死伤过半。

    很快全州那边收到了南原败报,全州守将金钟一感叹:“万没想到倭寇竟如此大规模出动。原本我军是各据险要,倭寇如此迅猛而又集中猛攻一处,看来我们对倭寇战力、战术之估计全都错了,形势已经万分危急。”

    副将急劝:“据报倭寇正在围攻黄石山城,但照末将估计,黄石山城陷落也必在几日之内,这全州为全罗道的核心,但我们只有两千余兵马,南原兵力比我们更多且有北境骑兵压阵都难撑五日,我们这两千弱旅又如何守住全州?还是赶快再向朝廷请求发兵救援吧。”

    金钟一道:“朝廷总兵力说是十余万,其实勉强能看的也不过数万,还都分守各处,如何能挡二十万贼兵?原本指望能坚持到明军来援,谁知三年过去,我军面对贼兵仍是不堪一击,如此则意味着分兵救援无异于自寻死路。

    事到如今,恐怕只能合兵一处,集中防御才是上策,否则只会被倭寇分别歼灭。至于全州……已是必然难保,所以我等要趁倭寇到来之前撤出全州,返回汉阳。”

    副将劝道:“将军还请三思,未得军令擅自撤出所守城池将被视为临阵脱逃,是会军法从事的,如此岂不冤枉?不如还是先向都元帅请令之后,再撤出全州为上策。”

    然而金钟一却厉声责问道:“倭寇进兵迅速,沿路守兵一触即溃,望风而逃,眼下倭寇朝发夕至,全州危在旦夕,我们孤立无援,若先向汉阳请令,待撤出命令传到,全州早已被倭寇所占,而我们也早已尽丧于倭寇之手。

    这般窝囊死法,对倭寇造不成任何有意义的损伤,于我国家大局有何益处?不如早早撤出,与汉阳合兵,既能为保卫汉阳出力,也能保住将士性命,不必在此地枉死。”

    副将跪地不起,抱住金钟一大腿连声劝道:“您虽为士卒们着想,只是末将担心回到汉阳后,领相和都元帅不会听您解释啊!

    将军,李福南如今生死未卜,若是战死沙场还能全家抚恤,若其单骑逃归,也可能还念其血战而从轻论罪。您此举却是未见敌寇、未得军令而先行撤离,只怕无论如何难逃一死,请您务必谨慎,末将愿快马加鞭前往汉阳请令,必在倭寇到达全州前赶回来向军门复命。”

    金钟一哪里肯听,他此刻只觉得多留一日都可能被倭寇围困,迟早都是一个死,不如先撤离全州,然后看看能否想办法联络朝廷之中的得力人士,来个花钱消灾,因此大喊道:“倭寇近在咫尺,任你如何疾驰往返,也断不可能赶在倭寇之前。为保全军将士性命,现在就必须立刻撤出全州!

    我之所虑正是大势所趋,之后朝廷也必有军令让各地守军撤回汉阳。至于领相和都元帅那里,我自会向他们二位解释,你不必多言,立刻传令全军,撤回汉阳!”

    全州百姓听说官军将要撤回汉阳,纷纷阻拦劝谏,苦求官军坚守全州。金钟一大怒,怒斥这些百姓根本不识大局,不知兵法,于是干脆传令全城,如有不想死于日军之手者便随他撤往汉阳,官军绝不会再坚守必将失陷的全州以便保存实力。

    全州的官吏百姓为保身家性命,最终也只得紧急收拾行囊细软,跟随金钟一撤出全州,一路由官军护送撤往汉阳。

    日军左右两路在分别攻克南原及黄石山后,果然同时向全州进发,十九日顺利占领全州空城。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合后,先立刻向丰臣秀吉传报连环大捷,随后定下军计。

    日军由毛利秀元、加藤清正、黑田长政各领一军共四万人,太田一吉、竹中重利为监军,北上攻取公州;长宗我部元亲、锅岛直茂、吉川广家、池田秀氏、中川秀成划归左路,负责肃清忠清道及全罗道北部。

    这一次日军卷土重来,同壬辰年一样进展迅速,势如破竹,而且比壬辰年表现得更为残忍。日军遵照丰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,每到一处必屠杀乡民、割鼻代首作为打击朝鲜义兵的兵源基础,而工匠、儒生等则尽数收押,分批次押运回国。

    全州军议过后,仅仅数日之内,忠清道便大半为日军所轻易占领,朝鲜王京汉阳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。

    南原、全州及全罗道、忠清道内各城的接连失守,使得朝鲜官军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宣告失败。尤其是金钟一不战而撤出全州,等于将全罗道全部拱手让于日军,使得忠清道内各地纷纷献降,连迟滞日军攻势都未能做到,这给朝鲜朝廷带去的震撼不亚于地震。

    不过,如果站在高务实的角度而言,这金钟一的做法却是妙不可言,它大大加速了朝鲜崩溃的进程,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加速。

    不过此时高务实却一时顾不上朝鲜这些事了,因为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动荡,随之发生了内阁的剧烈变化。

    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当年漕军骚乱说起。自戚继光受勋成为海宁伯,率部分禁卫军南下威压之后,漕军动乱迅速平息,数名首恶被严惩,而绝大多数人几乎没受波及,依旧继续过去的漕军生活。

    然而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,东厂、锦衣卫派出得力人手,对于漕军骚乱一事的起因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证,终于在吴逊(吴兑之子,京华宁波港负责人)的协助下查出一桩大案。

    该案的历史背景要说起来那可真是说来话长,长话短说便是江南海商集团早和日本各路水军有深深的勾结(注:前文曾较为详细的说过明朝沿海海盗的来历,其中真倭部分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日本“水军”,即各路海盗,他们后来基本都被丰臣秀吉收编。),大明开海之后这些人也没有完全和这些日本“水军”切割,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。

    鉴于京华两洋舰队迅速崛起,这些买卖早已从打家劫舍、骚扰沿海转变成了相对单纯的走私贸易。除了为避税而走私各种正常货物之外,生铁、硝石乃至制造甲胄的铁片、皮革等物,江南海商也照卖不误。

    到了后来,由于京华对国内向其采购火炮、火枪一视同仁,江南海商还从京华手中购买了数量不少的轻重火器,而这些火器则有相当部分又被他们走私给了日本——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各路大名,大多数都从他们手中买过这些武器。

    此次日军卷土重来,大多数水军都装备了或多或少的火炮,总体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高务实从朱应桢处所了解的数量(即京师勋贵们此前偷卖的那部分),就是从江南海商处获得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,漕军骚乱这件要查证的正事也同样与他们脱不开干系,那日南京漕粮被劫案之所以出现了倭寇,便是由他们将之化整为零偷运至松江府,然后再想办法给他们提供了船只来作案的。

    此事一出,由于事发松江,立刻牵连到了申时行和王锡爵。虽然证据显示申时行本人似乎不知此事,但他家在松江的一处庄园偏偏成了窝藏倭寇的一个落脚点。王锡爵就更麻烦了,虽然看起来同样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锡爵指使了什么,但后来提供给倭寇的船只之中有一半都是出自他家的产业。

    出了如此大事,申时行和王锡爵都是心如死灰,两位阁老一日三上辞疏,数日之内两人加起来上了二十一道辞疏,最终同时获得朱批:“经年辅臣,治家不严,门风败坏,朕憾惜甚痛,皆准所请,着传驰遣归。”

    一日之内,心学派两大巨头同时落马,如此动荡岂是儿戏?不过“逝者已矣”,此事更重要的却是后续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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