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末清议、察举、军制
作者:巴奀月   袁阀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考察中国古代的舆论表达方式,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:一是,击鼓鸣冤。主要是民众就涉及自身具体的事件向各级官吏进行表达。二是,民歌民谣。主要是民众就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表达意见。

    三是,臣子谏诤。官方自身的监督和纠错制度。四是,乡校清议。《子产不毁乡校》上就是,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得失,属于非官方的批评。因为清议参与的大都是知识阶层,所以比民歌民谣看待问题更为深刻;也由于讨论的大多为“形而上”的问题,所以比击鼓鸣冤之类的就事论事更理性;因为属于民间的讨论品评,自然与臣子谏诤更多的自由度。

    和前三者比较起来,显得更为超脱,也更能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。(一般情况下)正如《红楼梦》“汉家制度诚堪叹,樗栎应惭万古羞”那样,汉代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来,中国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最高的理想:

    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;温、良、恭、谦、让;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。在汉代,儒家学者空前绝后地高尚和纯粹,同时,社会上形成了品头论足的浓厚氛围,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,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,除此之外,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,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:

    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,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,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,反之,罢职丢官。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,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,那你说了,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?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着做善事,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?

    因为,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,不是你当上官了,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。因此,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,非常谨慎地行事,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。

    因此,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,他说: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,犹足以维持一二,至于清议亡,而干戈至矣。”举个例子: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,得为司徒,于是声誉衰减”。

    过了许久,他深感不安,问他的儿子:“吾居三公,于议者何如?”崔钧答:“大人少有英称,历位卿守,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,而今登其位,天下失望。”崔烈又问:“何为然也?”崔钧回答:“论者嫌其铜臭。”

    这种无形的力量,避免了后代科举制度的只重才能的弊端。顾炎武《日知录,清议》:“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,虽多失实,遗意未亡。凡被纠弹付清议者,即废弃终身,同之禁锢。”(至于清议到后来出现官官相护,彼此吹捧的现象,又当别论。)

    真正使“清议”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,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的肇端,还在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,出现的两次“党锢”事件。当时的昏君上梁不正,“桓灵之间,主荒政谬,国命委于阉寺”,任用小人——外戚和宦官,小人之间相互倾轧,朝堂上的第3股势力——正直的大臣势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

    同时,政以贿成,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,在野的士人与当朝大臣合流,激扬名声,非议朝政,清议由原来的察举举士,演变成为党人之议。当权派组织反扑,将在职的大臣销职,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围绕在销职的大臣周围,成为真正意义上庞大的在野党。

    巨大的政治压力,也使得清议朝两个方向分化:一是继续入世,二是选择遁世,后者为魏晋源远流长的清谈、谈玄开了先河。因此,我感觉汉末的清议分成几种形态:一是,品评人物,传统形态。到晋代逐渐从汉代的品评人内在德操,(如许劭评曹操,子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。)变为注重人的外在风神(如说某人风神俊朗等等)。

    二是,评价朝政,党争形态。到晋代高压状态下,基本绝迹。三是,清谈务虚,遁世形态。到晋代出现竹林七贤,到东晋形成士大夫不理事务的普遍风气。